背景导读
解放战争时期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5年8月—1949年9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并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议,全面发动内战,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积极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组织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基本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五一口号”的发布
1948年3月28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这些倒行逆施激起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新的发展,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更多地站到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
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这些主张代表了当时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和看法,也表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此时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人心向背已经倾向共产党,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孤立,从而为全国革命胜利准备了政治条件。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毛泽东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进一步表达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发布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刊发了“五一口号”。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进一步说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此前4月27日,毛泽东还曾写信给平津地下党的刘仁,请他转告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当年秋季。
“五一口号”得到热烈响应
“五一口号”发表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
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以实际行动响应“五一口号”。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口号”。6月4日,在港的各界人士柳亚子、茅盾、章乃器等125人联合发表声明,赞同中共“五一口号”。接连几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总部在北平,处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之下,不便公开发表声明。于1949年1月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等党派,也都先后分别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宣言和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同胞书等。国外爱国华侨获悉“五一口号”,也纷纷表示拥护。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大家在讨论新政协的活动中,增强了团结,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拉开了序幕。
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复电,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为了使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安全、及时地到达解放区,中共中央进行了周密安排部署。周恩来亲自指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共香港工委的负责人方方、潘汉年、连贯和中央派往香港的钱之光等具体负责,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前后持续将近一年,大致分北线和南线分批分次进行。
北线主要是护送平、津、沪的民主人士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当时,从平津沪等国民党统治区大城市前往解放区要冒很大的风险。中共地下党周密安排,确保了护送工作成功进行。至9月底,从北平、上海到李家庄的有:符定一、周建人、吴晗、刘清扬、韩兆鹗等。到1949年1月中旬,翦伯赞、楚图南、田汉、胡愈之、费孝通、张东荪、雷洁琼、严景耀、沈兹九、王蕴和、严信民、杨刚、袁震、张曼筠、安娥、周颖等又陆续到达。
南线主要是把汇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护送到东北解放区,该线路人数最多,也最艰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香港工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最终分四批成功地将民主人士护送到东北解放区。
第一批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王绍鏊等十几人,由章汉夫陪同,于1948年9月12日晚登船,经过艰难的航程,于9月27日到达朝鲜的罗津港,再转哈尔滨。
10月底,第二批乘坐悬挂外国国旗的“华中”轮离港北上。这一批主要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由连贯陪同。11月中旬,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改乘小船上岸,再乘车经丹东于12月6日到达沈阳。
第三批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等,加上有关随行人员共30多人。周恩来发电报作出布置并提出了“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八字原则。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监控,该批人员离港时间定在圣诞节的后一天,利用香港放假狂欢之机行动。12月26日,要走的民主人士先各自离家,或去亲友处,或去旅馆开个房间,然后分别由交通员送到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上。
第三批成功北上后,港英当局加紧了对进出港水陆交通的控制,国民党特务更是盯梢、恐吓无所不用其极。故直到1949年3月14日,第四批民主人士才得以离港北上。该批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等,由刘恕护送。
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她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中共中央派邓颖超携带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商筹建设大计。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乘专车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到车站迎接。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团结海外华侨的力量,致电南洋侨领陈嘉庚,致公党元老、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邀请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他们接电后都铭感中共盛意,毅然归国赴会。
在应邀人士中,民革领导人冯玉祥回国途中不幸遇难。杨杰将军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到1949年3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经香港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科学家、作家及部分家属等共计350人以上。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华侨代表、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物,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到达解放区后,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中国共产党将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邀请护送到解放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政治胸怀。数百位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到来,也充分显示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极大广泛性和包容性。
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
1948年秋至1949年上半年,在党的领导下,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先后恢复、建立和扩大,有些过去被分割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团体也迅速统一起来,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大联合、大团结。
1948年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各解放区的职工代表,而且有原国民党统治区的以朱学范为理事长的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以陈云为主席,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为副主席的第六届执行委员会。
其后,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自然科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代表也分别举行会议,成立全国性组织的筹备委员会。
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组成和全国会议的召开,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