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导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领导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特别是全国抗战的爆发,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
恢复革命工会
大革命失败后,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加注意城市与农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强调党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中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集中表现在正确开展工人运动方面。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工会成员从大革命时期的300万骤降至3万左右,大部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和逮捕。当时,除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4种类型的工会组织:
(1)由工人自发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组织的工会,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防范资本家的进攻,但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形式上还有某种联系;
(2)国民党“御用工会”,在政治上受国民党指挥,也从维护工人利益上去调节劳资纠纷;
(3)借工会之名行政治欺骗之实的假工会,由国民党指定的所谓“忠实同志”组成,为控制和压迫工人斗争,只有上层机关而没有下层组织;
(4)由工人贵族把持的工会,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同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作对。
党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城市群众和工人群众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设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告,明确提出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在第54号通告中指出,要“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6月,党的六大提出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7月,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专门提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统一问题:
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根本意义,是统一各派工人群众斗争的行动,在斗争中去获得群众工会的群众。
并具体要求深入到各类有群众的工会中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用结拜兄弟姊妹等方法组织左派运动等等。中央还决定派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加入工会,设法在工会中建立党的组织。
组织城市工人运动
党提出和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城市工人运动的恢复起到了较好作用,使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取得胜利或部分胜利,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也有力配合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1929年1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会期五天。项英主持,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这次大会各重要产业及重要城市都派有代表参加。会议号召并组织工人下乡,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
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4万人,党领导的重要罢工有47次,参加罢工的群众达30多万人,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厦门、无锡、苏州等地都相继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
但相继而来的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采取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拒绝以合法形式组织工人开展斗争,要求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冲厂、罢工活动。当时中央主管工运的中央职工部部长刘少奇反对冒险主义,主张觉悟的工人应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争取群众,组织工人斗争;主张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以便与之联合,采取共同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影响他们,因此被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被撤销职务。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群众统一战线被严重压缩,直到瓦窑堡会议后,才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斗争策略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