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着钢铁护栏,沿着被“轰炸”过的墙面,伴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呐喊,与身着民国服饰的演员擦肩而过,一路走到舞台中央……充满历史厚重感的演出让观众瞬间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部在西安临潼华清宫景区上演的《12·12》实景影画演出,通过360度影像呈现、全息声学、舞台机械等技术手段,再现了80多年前西安事变发生的全过程。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这部实景影画已上演3年多,上座率一直保持80%以上,仅2021年前5个月就接待观众超过6万多人次。
穿越历史烟云,爱国人士为聚集中华民族的合力抵抗外敌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依然震撼人心。日前,中央统战部“百年路·同心筑”媒体采访团走进陕西,在追寻历史足迹中,汲取统战智慧。
凝聚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仲夏时节,绿荫苍郁,西安事变纪念馆内,访客如云。
时光回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张学良、杨虎城反对内战,对蒋屡谏无效,遂被迫实行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临潼华清池以武力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不仅发表了对时局宣言,还电邀中共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到达西安,经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陕西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方大卫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时局和平解决矣》——在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展柜中,一份《解放日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当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纪念馆业务研究室主任石八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统战工作的重要启示在于“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也需正确而果决地找到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联合抗日,让中华民族走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为中国的新生赢得希望。“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如果抓住时机、创造条件、做好统战工作,统一战线是能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的。”石八民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统一战线的工作还要继续。
来到“千秋七贤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史实展”,首先看到的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八办”“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象征的阵地不能丢”的指示。
从1936年到1946年,从秘密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七贤庄一直是红色堡垒所在地。据介绍,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也是全国所有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办事机构,在抗战中肩负起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
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把藤椅、几平方米的简陋住室,在这里,周恩来同志曾多次留驻并指导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这里是七贤庄的三号院,统战科在这里办公。”随着讲解员的指引,采访团一行看到了这个团结各界人士,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部门。统战科有接待室、图书室等,这里多次接待过国民党上层人士,同情和拥护中共的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群众救亡团体骨干等。
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历史实物、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事件,述说着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与奋斗历程。
广交朋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绝壁悬崖,重峦叠嶂,薛家寨“藏身”于陕西铜川市照金镇一座雄奇险峻的山峰之上。如今,这里仍保留着红军战士用于藏身或从事生产的痕迹。
1933年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等领导机关迁驻薛家寨,在4个岩洞中分别设立了军医院、修械厂、被服厂、仓库等后勤单位,建了寨楼、堞墙、战壕、哨卡、碉堡、吊桥等,薛家寨成为照金苏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以及红二团和陕甘边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副馆长宋建斌说,饥寒交迫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抢粮、分粮斗争此起彼伏,广大群众强烈的革命愿望,也成为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条件。
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是党成立以来的一条重要原则。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也在照金苏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2年到1933年,照金苏区也开展打土豪、分粮分地运动,以实现“耕者有其田”。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就一定要争取多交朋友,少树敌人,朋友需要越多越好,敌人尽量越少越好。”宋建斌介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分给农民的同时,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以维持生计,从而争取了富农,也给地主以出路。这种有区别的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好群众的统战工作,照金苏区还在群众中开展经济统战。“在这山下不远处,就有由我们党发起的市集。这里坚持公买公卖,让群众优先交易,并对白区商贾开放。”铜川市耀州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宋剑波谈起亭子沟市集,感慨地说,贸易集市既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一种很好的经济统战,“这样的‘经济统战’不仅缓解了红军的生活、军需等后勤难题,也让红军公道正派的形象通过商人的流动传到了白区”。
汇聚人心,涓涓细流形成强大合力
步入“窑洞工厂”,纵横交错、狭长清凉的地下窑洞车间,一件件工业内迁的珍贵文物,将时光拉回到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
“这孔窑洞万枚纱锭模型中,几十上百枚纱锭的线头被抽出聚在一起,通向窑洞顶端。纱锭代表着工人阶级劳动的力量,光线象征着民族的希望和光明,纱线代表着源源不断的物质,从这里送到抗战的最前线。”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王敏介绍,万枚纱锭进窑洞生产亘古未有,创造了抗战历史的奇迹,这里是全民抗战的体现。这孔窑洞万枚纱锭模型寓意“哪怕是涓涓细流,汇聚在一起时都是奔涌的洪流”。
作为中国现今保留最完整的近现代工业建筑群之一,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洗礼,见证了民族企业抗战实业救国的历史,也反映出了在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下,全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抵抗的精神品质。
1938年武汉会战前夜,面对日军步步紧逼,为保留抗战工业的火种,一批爱国实业家审时度势,决定内迁。
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积极推动工业内迁。王敏介绍,武汉会战期间,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就建议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动员企业迁往西北地区。路易•艾黎成功动员了包括申新纱厂在内的15家企业落脚宝鸡建厂复工实业救国。截至1941年,宝鸡形成了沿陇海铁路,西到县城、东到岐山蔡家坡,汇聚有557家工业合作社和200多家工厂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成为全国最早的工业园区之一,奠定了宝鸡的工业基础。
“宝鸡市是工厂内迁和工合运动两大运动的交集点,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第一个派出机构——工合西北区办事处于1938年8月成立。”王敏介绍,工合的成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广大民主人士的参与,是当时国内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纽带,“抗战期间,这个埃德加斯诺、宋庆龄、路易•艾黎等人创办的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动员7万多名群众累计生产112万余条军毯,有力支援了抗战前线”。
“至今在窑洞工厂游览路线的终点处,我们还能看到‘努力干,一起干’工合精神的标识牌。”宝鸡市金台区委书记、蟠龙新区党工委书记宁怀彬说,工合运动见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的丰硕成果,也给我们宝鸡地区留下了宝贵的红色革命精神。长乐塬见证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勇敢智慧的历史,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工合精神、民族精神、工业精神。